郑江淮等：技术差距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的变迁

       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几乎是恒定的，这是Kaldor（1961）揭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Karabarbounis & Neiman（2014）却发现1980年后全球大部分国家和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而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与人均GDP之间呈U型规律。1998—2007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劳动收入份额却从50%以上下降到2007年的39.74%。针对该时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在2010年之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逐步提升，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已由资本偏向转变为劳动偏向？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源泉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本文基于1998—2016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度量了该时期技术进步的方向，发现1998—2011年间，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性的，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而在2011年以后，技术进步转变为劳动偏向性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方向的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然而，现有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工业行业偏向性技术进步发生转变的原因。

       本文在现有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基础上，考虑技术差距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源泉的影响。当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较大时，直接引进吸收国外技术的成本低于研发成本，因此发展中国家更多选择通过设备进口等方式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技术上更具有领先优势，直接引进吸收国外技术的方式将更多引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与自身要素禀赋并不匹配。而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技术引进成本将高于研发成本，此时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选择通过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方式提升技术水平，这种技术进步方式更多是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因而会对原先偏离要素禀赋的技术进步方向进行修正，呈现劳动偏向特征。

       利用199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本文对上述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将美国设定为技术前沿国家，使用各省份实际人均GDP与美国实际人均GDP之比作为技术差距的度量，发现在不同的技术差距水平下，研发投入和对外开放等因素对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中国人均GDP低于美国人均GDP的13.02%时，研发投入并不能显著影响技术进步方向，出口和进口等因素则显著促进了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而当人均GDP跨越该门限值后，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了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出口对资本相对技术效率的提高效应减小，并且不再显著，进口则依然能显著提高资本相对技术效率，但边际效应减小。此外，在跨越门限值后，签订技术引进合同也是提高资本相对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建议进一步提高工业行业中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以促进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持续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形成较高的技能溢价，增加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同时，需要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战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效率等方式推动技术进步。此外，还需要转变技术引进模式，由进口生产性设备转变为进口高质量的创新中间品，并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做进一步的研发创新，从而使得引进技术与自身要素禀赋更加匹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现有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基于开放经济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将改变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进而对技术进步方向产生影响。第二，从技术差距角度对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方向发生转变做出了解释，有助于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进步源泉变化给出基本判断。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由资本偏向转变为劳动偏向，意味着我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式已逐步由直接引进模仿发达国家生产技术转为自主研发创新。这个判断为进一步鼓励自主创新，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内在的实践指导含义是政府要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及其相应的高技能劳动力持续增长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拓展：一是本文的研究区间限定在1998—2016年，而在该区间之后技术进步方向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是否需要引入新的机制以解释这种变化，需要基于新数据加以分析；二是本文并未考虑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效应，哪种偏向性技术进步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是否也会因不同的技术差距而发生变化，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三是未来可以更多地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纳入研究之中。